我的文学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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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学之初
文/冷梦
 
我至今都觉得奇怪,我最初走上文学道路的那个年月,是一个最没有诗意、也最不应该令人迷恋上文学的年代。因为整个中国大地上正在进行着一场对“文化”的革命。可我是怎么回事?我竟然就在“文革”十年间开始了我一生的文学事业?然而,时隔多年,如今回想起来又觉得走上这条路是一种必然。“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时候我才十岁多,正在读小学三年级。在我的记忆里,我的小学阶段就戛然而止在了那年那个赤日炎炎的夏天,而且此生都再没有了我欢乐的和无忧无虑的童年。在那之前,一切都很正常,天空很蓝,学校很美,我们每天唱着歌去上学,唱着歌放学,老师教导我们“红领巾”要有礼貌,“红领巾”见了老师要敬礼,见了家长和长辈也要敬礼,我们是一群文明的、健康的和活泼的小学生。可是突然,一切都变了。
我的小学叫西大街一小,坐落在西安市最繁华的大街一条叫“迎相观”的小巷里。那天我背着我的小书包像往常一样高高兴兴去上学,一进校门却看见了很可怕、也很残忍和血腥的一幕,我们的音乐老师,一位娇小的女老师被剃了个“阴阳头”,一半的青丝不见了,露出着青白的头皮,另一半却长发垂肩,这让她看上去十分地怪异,真的有一股“牛鬼蛇神”的味道。她的周围是一群狂喊乱叫的孩子们,大一些的孩子强迫她站到高高垒起来的桌椅上,小一些的孩子则向她扔砖头瓦块,孩子们都很兴奋,一次次把老师站着的桌椅推倒,一次次又逼着满身血污的老师爬上去,爬不动了,老师倒下了,孩子们意犹未尽地围着奄奄一息的老师,喊着,叫着,笑着,跳着,高呼着震耳欲聋的革命口号。他们在享受着一场革命的“盛宴”,一场“狂欢节”。很多年以后我都能清晰地回想起这一幕。
而伴随着这一幕我能清晰地看见我那些小伙伴们一张张天真无邪的和天真烂漫的小脸儿。在绿色的、生意盎然的和鲜花盛开的校园里,在“阴阳头”的老师的背景下,我分明地看见老师坐在一架风琴前,莞尔地在为我们弹奏着一首优美的歌儿,在为我们教唱1,2,3,4,5,6,7,1……但这却注定是一首永远也教不完的歌。作为惩罚,我们也永远没有学完我们的简谱,没有学完我们的拼音字母,没有学完我们小学的课程。天下大乱了。从那年夏天我们就失去了校园和课本,作为“红小兵”全心全意地投入了那场革命的狂欢节。“红恐队”出现了——他们的确叫这个名字,取意为“红色恐怖”,这是由西安一些中学的红卫兵(据说是些高干子弟们)组成的一支实施“红色恐怖”的队伍,在幼小的我们看来这就是一支专门拷打人的“行刑队”。“红恐队”进驻了我们街道,就在我家隔条马路的街对面,一家公司的家属院里,设了一个叫“总部”的地方,进进出出的都是些身穿草绿色军装,腰扎宽皮带,胳膊上戴红袖章的年轻男女学生,每天夜深人静,寂静的街道上就传来鬼哭狼嚎的惨叫声,那是他们在拷打人。说心里话,我们并不害怕。
街道上的大喇叭里经常播放着“毛主席语录”,那时候叫“最高指示”。我们知道“红恐队”拷打的那些人虽然都是我们的邻居,但他们是“革命的敌人”,是些“牛鬼蛇神”,是些“地富反坏右”。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文质彬彬,革命需要暴烈的行动。红卫兵抄家了,我们全都兴高采烈,像过节一样,我们的一个小朋友她母亲是资本家的女儿,我们街道上的另一家是个大资本家,这两家被抄家的时候整个街道上都是狂欢的人群,男女资本家被剃成了“阴阳头”,被打扮得奇形怪状,戴上高帽子,挂上牛鬼蛇神的牌子,在我们的街道上游街。那会儿,我们丝毫没有同情心。我后来发现,我们每个人心中其实都有残忍的东西。我们可以是天使,我们同时也可以是恶魔。我们都是天真的孩子啊,可我们也同样会被卷入到那场我们并不明白的“革命”中。有人上吊了,革命者说她是“畏罪自杀”,我们兴奋地跑去观看。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人吊死后的惨状,只觉得害怕,也没觉得同情,革命的敌人似乎就该有这样的下场。那个母亲是资本家女儿的小女孩儿,跑来邀我们去她家“造反”,她家已经浩劫一空了,好在还有一个面缸,里面有半缸面粉,我们一伙孩子们为了表现对资本家的革命义愤,给这半缸面粉里撒尿,拌老鼠屎,撒石灰。我们认为这就是我们也“革命”了。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是没有人组织我们,如果有人组织真不知道我们还会干出些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的确是这样。
武斗开始了,街上开过一辆辆满载着全副武装的工人们的大卡车,他们头戴钢盔帽,手持铁棒木棍,雄赳赳和威风凛凛地站在车上面,其中就有我们院子里的人。我们站在马路边欢呼雀跃地向他们招手,就像欢送上战场保家卫国的士兵一样。姐姐上中学的学校也成了个兵营,高墙上垒起了砖头,墙头上的红卫兵们全都荷枪实弹。气氛恐怖极了。我们也想造反。苦于没有人收编我们,于是我们就自我革命,拿个粉笔提个墨汁桶到马路上去刷写标语,举个小旗儿到大学里去串连,去声援我们认定的革命派,工总司或者工联……母亲终于有些担心了,把家里两个最小的孩子我和弟弟带到了西安郊区她所在的医院,其实那里也不太平,也在武斗。但不管怎么说,被母亲看管着倒也老实了下来。
转眼到了中学时期,记忆非常清楚,十五岁那年,我突然像是长大了,似乎没有经过童年而直接进入了少年。发生这种变化和我的老师有关,我想,也和我一种与生俱来的潜质有关。有一种东西实际上一直深藏在我的灵魂里,只是在此之前我没有发现而已。我喜欢读书。我对读书对知识有一种无法遏止的渴望。在我那个普通工人的家庭里,在我作为工人的劳苦的父母看来,他们的小女儿在这一点上非常独特和与众不同。母亲很早就对我下了一个定语,说,这是一个读书的“材料”。那是我一上小学就用门门功课100分的成绩告诉给了父母。在小学三年级之前,也就是在文革发生之前,我写的每一篇作文都会被老师作为范文而在全班朗读,记得只有一次,老师没有念我的作文,我竟然趴在桌子上哭了一个上午。我有一颗敏感、脆弱而又相当自尊的心。小学三年级以后被关在了知识的大门之外,但这并不等于说我渴求知识的心就死去了。一天放学后,阳光暖暖地照在教室里,我们几个学生围在我们数学老师周围,那时候老师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将来怎么度过你们的一生呢?你们是会以事业来作为圆心画圆呢还是会以家庭作为圆心画圆呢?他又说到我们国家的科技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落后了半个多世纪,尤其是在理化等基础理论方面……那是一番让我的灵魂为之燃烧的谈话。

就在那个夕阳西下的西安最古老的一所中学的教室里,我似乎一下子明白了我此生应该做些什么。我想献身中国的科学事业。我想当中国的居里夫人。我那时候读到了一本影响了我一生的书《居里夫人传》。我想我要献身科学就必须读大量的书和有一个强健的身体。我开始异常刻苦地锻炼身体,而那个时候,文革最混乱的时期已经过去,开始复课闹革命了,老师对这样一个对知识充满了饥渴的学生自然宠爱有加。我的数学老师给了我一把钥匙,这是一把打开我知识大门的钥匙,我这时候才知道原来我们七中校园里隐藏着一个宝库。在这个产生了“红恐队”和武斗最严重的中学里,那些造反的红卫兵们却奇迹般地保护了自己母校的图书馆,中外文学名著就深藏在布满了蛛网和灰尘的高大的书架上。这个图书馆只对老师开放,我就像一条偷食禁果的小蛇,每次被老师反锁在里面,贪婪地一本本地翻看着那些当时的“禁书”。这期间,西安晚报要培养一批小通讯员,七中把那个宝贵的名额给了我,培训班结束时出了一本叫中学生优秀作文选的书,我的一篇作文入选其中。就在我如饥似渴地扑向知识海洋的时候,我的中学阶段结束了。同学们都奔赴了农村广阔天地(史称“小三届”,那是相对于“老三届”而言),而我,作为全年级唯一一名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秀生分配到了工厂。这个时候,也就在即将结束中学时代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无疑影响到了我后来的命运。
一天下午我还在操场上打篮球,来了一位西安晚报的大编辑。他是来找我的,并且是来找我约稿的。他叫郭树兴。原来,在我根本不知道的情况下,我的老师把我一篇散文习作寄给了报社。就在七中的操场边上他说了许多鼓励我的话,我很激动,甚至激动到了热血上涌,心跳,耳鸣,他说的许多话我都没有听见,只死死地记住了他的名字是“一树星星(我是把“兴”误记作了“星”)”和他要我将来不管到了工厂还是农村希望我能坚持写作。
我们毕业的那年中国发生了一个很著名的事件,叫“张铁生事件”,又叫“白卷先生”事件。因为这个人和这件事,中国从那一年开始取消了大学招生考试。显然靠学习成绩是进不了大学了,可我痴心不改,想当中国的居里夫人的理想不变。我从我的两位数学老师那里借到了几本可以自学的数学书,离开了我的母校。我被分配到了工厂食堂,每天天不亮在一张比一张大床还要大的案板上揉馒头,我还没有成年,瘦小,要踮起脚尖才能干大人们干的活儿,但就在这样的日子里理想的火焰也从来没有熄灭过,所有的业余时间里我都在读书。然而,大学和居里夫人却似乎离我越来越远。我所在的工厂不推荐我去当一名工农兵学员,那个时候我最痛苦的是别人敲锣打鼓地去上学(往往是些干部子女),而我还得继续揉馒头。这个时候,我在自学数学的同时也大量地读了许多文学、历史和哲学书籍,书读得多了,就想尝试着自己也写点儿东西。我写了一篇我自认为是“小说”的作品,这时,我想起了那个“一树星星”的人,想请他看看我到底写得如何,却并没有想要发表。没有想到,我这篇小说送到西安晚报社以后引起了编辑部高度的重视,他们派了两个编辑到了我所在的工厂给我请了几天“创作假”,还帮助我一遍遍地修改。小说发表了。这篇小说的名字叫《锣钉》,特别注明是“青工李淑珍”,西安晚报一个整版,还特别配发了一篇评论文章,叫《从孩子学步的时候谈起》。不错,我还是个“孩子”。那年,我只有十七岁。用陈忠实先生后来的话说我还是个“未成年人”,用陕西话说我就是文学的一个“碎女子”。
小说见报的那天我正在工厂的食堂里站在大水池边用一柄大刷子洗土豆。这是1973年的春天。那个时候“党报”有着神圣的地位,一个小女工在党报上发表了一篇小说被我所在的工厂看作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我周围的同伴和师傅们都兴高采烈,可是很奇怪,我那时心如止水,平静,非常地平静。我平静地洗着一池土豆,然后又平静地跟师傅一起削土豆。那种平静几乎不该是一个孩子的平静。我想那是因为我在收获了文学的同时我心里却有样东西失落了。我想读书,我想上学,我想当一个科学家。想当中国的居里夫人。那才是我真正想要的东西。然而,无可奈何地,时代没有给我这样的机会。我成了一名“工农兵业余作者”,而且在那时的陕西文坛上渐渐地有点儿崭露头角,渐渐地有了一点儿小名儿。这之后直到我进工厂五年以后,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我才走进了大学的校门。但那时,我已经认定了我此生只能搞文学了。我进了大学中文系,也从此就告别了我年少时的一个梦想。
说起来是文革改变了许许多多人的命运,我只是其中的一个。因为在那个年月,我们都没有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和可能,而我,还毕竟找到了属于我的文学道路。我算是其中的幸运者。

(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
冷梦,女。国家一级作家。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政协委员,陕西省美学研究会副会长。作品荣获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中国人民解放军首届图书奖及美学论文、论著奖等多项奖项。现为陕西省艺术研究所艺术创作中心专业作家,共发表各类作品六百余万字。出版有长篇小说《西榴城》、《天国葬礼》、《特别谍案》。长篇传记文学《百战将星·肖永银》、《黄河大移民》。长篇报告文学《高西沟调查》、《浐灞手记》。作品专集《陕西四才女·冷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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