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文苑】王俊义 | 伯在黄土里等我(散文)

谁能忘记村庄后面的山岗?谁能忘记山岗上厚厚的黄土?谁能忘记黄土构筑的墓园?  伯就在墓园的一个角落里躺着,黄土堆起的坟墓上已经长满了荒草。苍耳子灰黄色的果实上结满了粗糙的尖刺,顺着坟墓走上一圈,裤管上就会粘满令人讨厌的果实。还有几棵枸杞,叶子间挂着鲜红的果实,在秋风里摇摆着晃动着。我看见枸杞果,就想起躺在坟墓里伯的血液,通过黄土流进枸杞里,或者是枸杞的根扎进伯的坟墓深处,汲取了伯的血液,枸杞果才会血一样的殷红。在苍耳子和枸杞的中间,是白色的茅草。春深的日子,茅草洁白的飞絮从伯的坟墓上起飞,顺着春风的力量,飞得很高很高,飞得很轻很轻,然后飞得很远很远。似乎那些飞絮就是伯的灵魂的种子,播撒在山岗上的黄土里,一旦雨季来临,就会萌发灵魂的嫩叶。有人说,白茅草就是诗人舒婷诗歌里写到的鸢尾花,在季节里会唱起动人的歌谣。但是伯仅仅是一个乡村的男人,他的坟墓上不会响起鸢尾花的歌声,不会飘飞诗人的浪漫。我年轻的时候读过舒婷的诗集,一直把鸢尾花看得高贵和典雅。当它的飞絮歌唱般在伯的墓园里飘飞,我就觉得任何灵魂都可能听见鸢尾花的歌唱,都能感受鸢尾花的高贵和典雅。  九年前冬天的一个上午,伯的躯体放在一个泡桐木棺材里,被八个乡村男人,抬到山岗上去的。黄土的小路上飘散着漆树上割下来的土漆的香味,飘散着泡桐树尘封的香味,也飘散着鞭炮燃烧后的香味。伯曾经说他的棺材要用土漆来漆,这样可以隔水,让自己的躯体在土地里多保留几天。伯是个农民,不是一个伟大的唯物主义者,而是一个渺小的唯心主义者。他总认为,一个人的躯体保存的时间越长,这个人在世界上存在的时间也越长。他活着的时候,对我说过:“人死如灯灭,眼睛一合上,就什么也没有了。”但是他真正面临死亡的时候,却想在世界上保存自己,让自己的肉身尽量存在得更久一些。我上初中的时候,一个解放前区长的坟墓被扒开了,四、五、六的柏树板子很是结实,经过了几十年还完好如初。棺材盖子打开的时候,区长的面色依然红润。柏树的棺材用土漆漆得明明亮亮,水进不到棺材里去,人的躯体自然保护得很好。我们村庄所有的人家就用区长的棺材板子箍了粪桶,我的短篇小说《浪漫的汉柏》就是写的区长棺材箍粪桶的事情,一家杂志给了我一部中篇小说的稿费,让我十分高兴,直到今天我还记得编辑和主编的名字。当时,伯叹息着说:“我不是区长,我死了是睡不了柏木棺材的。”一个邻居说:“你真的当了区长,解放时不就挨枪子了,还能活到今天?”伯恍然大悟地说:“是啊。但是我的棺材要用土漆来漆,尽量不让水轻而易举就进入到棺材里。”伯自己并没有很多钱,土漆的价格十分昂贵,他自己攒了一部分钱,就对我说:“我买土漆的钱快够了,你再给我添一点吧。”恰巧我在吉林的《作家》杂志发了一个短篇小说《他们》,给了200多元钱稿费,我就全部给伯了。伯称了土漆,看着漆匠把自己的棺材漆得明明亮亮的,十分愉快和欣慰。他的棺材在他去世前十几年就打制好了,就漆好了。他说:“棺材是自己最后的房子,就像人活着要住房子一样。房子住着人的身体,棺材住着人的魂灵。因此,自己活着的时候,看见自己的棺材,就是看见了自己魂灵的房子。一个人知道自己的魂灵在阴间住的是什么房子,死的时候就可以放心地闭上眼睛了。”  那天上午,是腊月初八,冬天的阳光照射在棺材上,土漆闪烁着明亮的光芒。山岗上黄土小路崎岖坎坷,伯的棺材在八个乡村男人的肩膀上晃晃荡荡,阳光也在棺材上晃晃荡荡。棺材抬到墓地上的时候,坟墓的坑穴已经挖好了,沉积的黄土在冬日的阳光下迸发出大地深处的芬芳和扑鼻的土腥。一个村庄的男人在走完自己76年岁月之后,就要走进黄土里去了,就要走进自己的脚步丈量过的山岗深处去了。伯以后就不再和村庄里的每一个人打交道了,就不再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了,就不再在长夜里咳嗽和白天叹息了,就不再摸着麻将说“我可自摸了”,就不再拿着篾刀破开竹竿,给村庄里的人们编织竹席了,就不再晒着太阳说诸葛亮和曹操了,就不再说我这一辈子坐过汽车坐过火车还没有坐过轮船和飞机了……黄土用它无言的力量拥抱曾经在黄土上耕种的人们,拥抱在黄土上行走的人们,拥抱在黄土上欢笑和痛苦的人们,拥抱在黄土上歌唱和哭泣的人们,拥抱着所有乡村的生命们。伯就是这个被黄土拥抱队伍中的一个乡村男人,就是一个不起眼的和黄土里的白茅草一样的男人,和黄土里不被人记忆的苍耳子一样的男人,和黄土里生长的经常被人忘却的酸枣树黄连树一样的男人。伯的棺材在鞭炮声中被放进了坟墓里,带着大地余温的崭新的黄土,开始往伯的棺材上堆放,一会儿就埋葬了土漆的明亮,就埋葬了伯的躯体,就埋葬了伯的魂灵的房子。一辈子在土地上行走的男人啊,一辈子在土地上生生息息的男人啊,一辈子身上沾着土腥味的伯啊,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走进黄土的深处去了,就这样让自己的魂灵和黄土彻底相拥而眠了。我不想用灵魂这个被城市人玷污了无数次的词,而只想用魂灵这个词,来抒写伯和黄土的联系,乡村男人和黄土的联系。埋葬着伯的黄土啊,埋葬着爷的黄土啊,最终也要埋葬着我的黄土啊,我的村庄里山岗上的黄土啊!  伯在世的时候,对于黄土并没有小说家描写的那样,乡村的男人对于黄土充满了感情,对于黄土地上生长的一切充满了感情。伯对于土地,有时甚至是充满了敌意。一个夏天的傍晚,深红色的晚霞从山岗上倾斜下来,把整个村庄都浸泡在一大片火红里。我和伯坐在村庄东面的河流边,双脚在水里摆动着。远处是即将收割的麦田,在晚霞里随着风涌起金色的麦浪。夏季里的鸟们在河流边的枫杨树上歌唱,鱼儿在河流里游荡,溅起朵朵浪花。伯哀叹一声说:“我是个聪明人啊,我是个读书人啊,我不应该一辈子就在这个村庄里终其一生啊。但是,人不服命服,我又不得不一棵草一样长在地边,一棵树一样长在村头的路边,这就是命啊!你看戏上的男人,考秀才、中举人、点状元,为了啥?就是为了离开黄土,就是为了离开田埂。一个男人,一辈子在黄土里扒拉来扒拉去,没有多少意思,我就是这样的男人啊!”伯最讨厌的是夏天,小麦成熟了,要一镰刀一镰刀地割,要一车一车地拉,最后还要扬场,让麦秸和麦糠落满头和全身。伯也讨厌犁地和耙地,跟在牛的后头走来走去,牛没有烦的时候,伯就烦了。有的时候,伯被愤怒的牛从耙上摔下来,满脸的尘土、满脸的黄泥,让伯在村庄里很是没有面子。伯不会用牛,甚至成为村庄的笑话,传来传去。伯并不十分在乎,伯有伯的生存门路。伯是一个竹匠,手艺娴熟,活路精细,在方圆几十里的范围内很有名气,许多人家都用他编的箩头和篮子、席子和笸箩。伯有三根竹板制作的尺子,上面挂着两个藤条编织的篓子,里面装着竹匠所有的工具。他走在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的道路上,信口唱着河南乡村里流传的曲剧。太阳把他的影子刻在田埂上,傍晚的时候瘦长瘦长,午间的时候则如同一个圆球在道路上滚动。伯在行走的时候,十分注意村庄里的竹园,他双眼一看,就知道哪个村庄里的竹竿柔软,哪个村庄里的竹竿坚硬。那些生长在村庄里的竹竿,就是伯赖以吃饭和养活一家人的圣物,假若没有竹竿,伯在乡村里的存在就要大打折扣。伯熟记了很多关于竹子的诗词,面对着自己的竹匠生涯,他把竹子叫竹竿,因为竹子太诗意化了。在他闲暇的时候,就开始背诵关于竹子的诗词,就把竹竿叫作竹子,因为竹竿出现在诗词里,又显得太粗糙了。伯成为一个竹匠,纯属偶然。在跑老日的前几年,我们的村子里来了一个叫程君的四川人。他既是一个竹匠,又是一个藤匠。他编织的竹席精细柔软,箩头结实周密。他编织的藤椅灵巧美观,又布满美丽的花纹。程君在我们的村庄里招收了几个徒弟,结果是徒弟里没有一个成为竹匠和藤匠,而在旁边闲看的伯却无意地成了一个竹匠和半挂子藤匠,让自己的一生拥有了吃饭的门路。日本人1945年春天打到了我们的村庄里,全村人跑老日的时候,联保主任说:“程君,日你奶奶,你没来的时候,老日也没来;你来了,老日也来了。是你把老日领到我们村子里来了,日你奶奶,你就是一个汉奸。”联保主任有一根锛装,枪筒里装满了火药和铁砂。他把枪口对准程君的头颅,扣动了扳机,扑通一声,程君就倒下了。胡宗南的73军、84军在我们这儿抗击日军,程君倒地的时候,村庄里的人听到了国军和日军交战的枪声和炮声,也没有埋葬程君,就全部向深山里跑去。程君的命丢了,却把他的手艺无意间传给了伯。伯在说到程君的时候,一副惋惜的样子:“我们都说程君不是汉奸,联保主任说程君不是谁是?谁是谁就替程君挨这个枪子。要不是程君,我哪来的手艺?”  伯在深山里做竹活,一般都要做到腊月十八左右。回来的时候,要挑着几十斤干豆角和几斤野猪肉,给我们的院子里带回一座大山的芳香和殷实。伯每一天竹活的工钱是一块二毛,每一个月让让工钱能挣30元。给生产队交26元,还能剩下4元钱,实在是很少很少,因此我们的生活十分拮据。过年的时候,要蒸一箩头白面馍,每人在初一的上午可以吃两个白馍。然后,伯就把剩下的白面馍装进一个比较精细的箩头里,挂在屋子中间的檩条上。谁就是再想吃一个白面馍,就是用尽孙悟空的办法,还是拿不到。我每一次从外边回到家里,都要抬头看看檩条上的箩头,都要想想箩头里的白面馍。穷人孩子的智慧,都用在为嘴的满足而努力奋斗上,并不是在读书上,我也是如此。无论伯如何把白面馍挂得高高的,我都要用我的智慧把白面馍拿出来,装进自己的肚子里。我准备了一根木棍,在一端拴上一根磨尖了头的铁丝。顺着半圆的桌子,上到大箱子上,从大箱子上,再爬到屋梁上。然后拿起木棍用尖铁丝扎住白面馍的底部,轻轻收回木棍,一个白面馍就顺着铁丝到了手里。每一天我都要通过这个办法拿走两个。三天过后,伯发现白面馍少了,就问我:“是你拿的不是?”
【作者简介】王俊义,西峡县人。出版过长篇《民间的别司令》、《第七个是灵魂》,散文集《抚摸汉朝》、《月亮领着灵魂走》等。长篇《第七个是灵魂》获2013《莽原》文学奖,散文《伯在黄土里等我》获《北京文学》2015—2016年度文学奖,散文《寨与树》获2019《莽原》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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