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史记(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与史记

拙编《史记品读》近期出版,在此贴出前言。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8年

前言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市南)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十岁之前在故乡耕田放牧,开始初步的学习,十岁时,已经能诵读古文,所谓古文是和汉代隶书(今文)不同的先秦时代的古文字,这为他后来搜集、考订古文史料打下了基础。十七八岁以前,他跟随董仲舒学习过《春秋》,二十岁左右又随孔子的十一世孙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读书暂告一段落后,二十岁的司马迁开始了他的漫游生活。到长沙,他看过屈原所沉之江,行船于沅江、湘江上,观览九疑山,又南上庐山,观看大禹疏导九江的遗迹,随后到会稽太湟,登会稽山,探查禹穴,上姑苏台,眺望五湖。到楚国故地,看春申君的故城宫室,到淮阴,了解了韩信的一些情况。北上,到齐鲁之地,考察孔子遗风,参观孔子庙堂车服礼器。不知因为什么原因,他困在了鄱、薛、彭城,之后经过汉高祖故乡丰沛,再经梁楚之地才回到长安。此次游览无疑大大丰富了司马迁对历史的认识,不仅使原来的书本知识变得鲜活了,还获得了很多非实地考察就难能知晓的人物事迹和风土人情,为以后《史记》的写作准备了珍贵的素材。
漫游结束后,司马迁开始做官,任郎中。元鼎五年(前112年)十月,汉武帝幸雍,在这里祭五畤,继续西行,越过陇山,登上了崆峒山,再西行,到了祖厉河后返回。整个过程,司马迁扈驾随行。元鼎六年,司马迁“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太史公自序》),至下一年春,回朝复命。此行,中间有八九个月的时间,可以充分考察西南地区,对《西南夷列传》的撰述当大有裨益。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到泰山进行封禅,时任太史令的司马谈扈从,但到达洛阳时,司马谈病重,不能继续随行。恰好,司马迁出使返回,赶到洛阳,见了父亲最后一面。司马谈临终之时,拉着儿子的手,老泪纵横,嘱咐他一定要完成一部能够接续《春秋》的史书,司马迁低着头,流着泪答应了父亲。泰山封禅是难得的盛事,司马迁赶上了封禅的队伍,随武帝从海上到了泰山,参加封禅。元封二年(前109年),黄河在瓠子决口,武帝率百官塞河,皇帝亲临黄河决口处,沉白马、玉璧于河中祭奠河神,命群臣及随从官员自将军以下,都背负柴薪,填塞决口。皇帝怕塞河难以成功,还作了《瓠子之歌》,司马迁有感于《瓠子之歌》写下了《河渠书》。元封三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自序》)可以阅读的古籍文献比以前增加了许多,司马迁的知识贮备想必是大为增益。但他并未就此完全沉溺于书山文海之中,而是继续随武帝巡幸全国。太初元年(前104年),汉武帝下令改定历法,颁布了《太初历》,司马迁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太初改历之议发于公,而始终总其事者亦公也。”(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太初历》将原来以十月为岁首改为以正月为岁首;开始采用有利于农时的二十四节气;以没有中气的月份为闰月,调整了太阳周天与阴历纪月不相合的矛盾。《太初历》对后世影响极大,是司马迁著《史记》而外的又一项伟大事业。历法改定后,《史记》正式进入写作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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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天汉三年(前98年),司马迁因李陵案被处以宫刑。事件的起因是,天汉二年,汉武帝命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三万大军征伐匈奴,飞将军李广之孙李陵作为策应,率五千人出居延,行军三十多天,到了浚稽山,以分散匈奴军的注意力。但当李陵按预定日期返回时,却被八万匈奴军围困,李陵毫不畏惧,率军与之大战,边战边撤,最后,终因寡不敌众而战败,李陵没脸再见天子,投降匈奴。武帝知道后,大怒,一些大臣落井下石,只有司马迁出面为李陵说话(见《报任安书》),但武帝以为他是在诋毁李广利,就把司马迁下狱了。司马迁在狱中待到第二年,当时武帝有所醒悟,派公孙敖去匈奴接李陵,但公孙敖无功而返,还听说李陵在为匈奴训练军队(实际是李绪),可想而知,武帝定是火冒三丈,于是灭了李陵全家,司马迁也因此蒙受腐刑。虽说天降大任之人,要忍受艰难困苦,但以一士大夫而受宫刑也未免太残忍了。
太始元年(前96年),司马迁出狱,任中书令,含垢忍辱,全力以赴写作《史记》。太始四年(前93年),益州刺史任安给司马迁写信,希望他能推荐人才,司马迁写信回复,即《报任安书》。司马迁的满腔怨愤原先只是藏在心底,汹涌澎湃的情感也被他封存起来,但任安的信带来一股强大的冲击力,摧毁了情感的堤岸,由此,才有了这慷慨悲凉、满纸血泪的《报任安书》。到太始四年,《史记》还未完成,根据书中内容推断,完成时间大概在征和二年(前91年),司马迁五十五岁时。从此以后,司马迁的行迹难以知晓,很有可能是自杀了。
《史记》完成时,司马迁准备了两部,正本“藏之名山”,副本留在京师长安。到汉宣帝时,由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将之公布于世。《史记》并不是司马迁自己命名的,在《太史公自序》中他自称《太史公书》,汉人还有称为《太史公记》的,据王国维考证,《史记》之名,开始于魏晋之际。

 司马迁
《史记》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记载帝王事迹;表以表格的形式记事件与人物,“如网在纲,一目了然”(钱穆《中国史学名著》);书是分门别类地叙述典章制度和文化的发展变迁;世家记诸侯;列传记载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人物及事迹。全书各部分互相配合,结构严密,体大思精。
《史记》的写作是很严谨的,司马迁或根据历史典籍或实地调查访问,多闻阙疑,忠实记叙了历史过程,这不仅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还要有史家的才学识。例如本纪是记载帝王的,但司马迁却安排了项羽,表面上是自乱其例,不合史实,然而考察秦汉之间的历史,项羽就是实际上的天下之主,为其写作本纪,合情合理。又如孔子,司马迁将其列入世家,称“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孔子世家》)不以名害实,目光如炬,正见司马迁非凡的识力。《史记》在接近历史真实的同时,并没有排除主观的因素,相反,这是部发愤之作,个人色彩浓厚,司马迁在历史叙述中融入了他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以至于有学者认为:“情感者,才是司马迁的本质。他的书是赞叹,是感慨,是苦闷,是情感的宣泄,总之是抒情的而已!不惟抒自己的情,而且代抒一般人的情。这就是他之伟大处!”(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所以虽然是历史著作,却被称作是中国的史诗,“体史而义《诗》”(刘勰《文心雕龙》),是“无韵之《离骚》。”(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如此一部巨著,其价值是多方面的,简单来说,主要表现在:
发凡起例,正史之首。正史是中国最重要的历史文献,而《史记》乃正史之首,之后的历代正史都祖述《史记》,虽在具体设置上有所变化,但大体已定,后来者难出其范围。
三千年的历史画卷。《史记》所载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三千年左右的历史首次汇聚在一起,贯通古今,网罗百代,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是汉武帝之前中国社会的百科全书。
文章典范。《史记》不唯在史学上重要,在文学上也是经典,被看做是西汉文章的代表和史传文学的高峰,对于后世的散文、小说、戏剧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时代的心灵史。司马迁的写作不仅是描摹事件,记叙史实,他还以自己的心灵深入体悟历史,观察历史的风云变幻,对历史人物抱有深切的同情,通过文字展现了各色人物的心灵世界,也包括司马迁自己的心灵,后代读者,披文以入情,就能够聆听到他们的心声,感受到时代心灵的激荡。

《史记》公诸于世后,受到赞扬的同时,也招来了批评,东汉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言:“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王允更称之为“谤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虽也有不少正面评价,但总体来说“《史记》传者甚微”(《隋书·经籍志》)。到唐代,《史记》地位提升,出现了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二书和南朝宋裴骃的《史记集解》合称《史记》三家注,形成了史记学的一个高峰。此外,唐代古文运动的领导者韩愈、柳宗元都对司马迁给予了高度评价,奠定了《史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宋代以来,对《史记》的研究更为深入和多样,注疏而外,有了大量评点、考证、专题论述,《史记》所受到的关注非其他史书可比,直至今日,依旧是学术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史记》在国外也很受重视,全文或部分被翻译为英、日、德、法、俄、匈牙利等多种语言,广泛传播了中华文化,是外国人了解中国历史的重要途径。

《史记》是经过历史筛选并产生深远影响的伟大著作,值得后人精读细品,从中不仅能学习到丰富的文化知识,还能通过阅读,使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尽收眼底,开阔视野,提升思想境界,培养对中国优秀古典文化的热爱之情。然而《史记》篇幅庞大,头绪纷繁,青少年初读,恐怕难度太大,因此本书从《史记》中选取了一些重要篇章,在原文之前有题解,之后有注释、品读、扩展阅读来帮助读者加深理解,特别是品读中,尽量做到前后贯通、左右关联,使读者尽管只阅读了一小段内容,但在品读中却能看到事件或人物的全貌。最后要说明的是,文中为了能够引导读者深入思考,会有作者个人的一孔之见,并非定论,仅作参考。
选本仅是读者进入全书之前的预热,决不能取代原书,所以读者如果能够通过本书——不管是因为喜欢还是厌恶——而进一步阅读原著的话,作为作者,将是十分高兴的。
    本书所选段落出自中华书局2013年新修订本《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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