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王刘安(淮南王刘安的悲剧命运)

淮南王刘安

《淮南子》一书中,主张使用道家思想安邦定国,推崇无为而治,认为仁君应该效仿上古帝王,清心寡欲,勤政爱民,以期达到政治清明的目的。然而对于“好儒术”的汉武帝来说,这部《淮南子》无疑是对其统治权威的挑战。再加上淮南王刘安“为人好书”“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 这在当时封建大一统的环境下,严重触犯了封建时代的皇权,被认为是结党营私并且图谋造反的象征,因此,刘安的悲剧命运也就不远了。
一、西汉初年的儒道之争汉初的统治者在文化上采取多元开放的方针。一方面,注重儒术,请儒生传授儒学经典, 制定朝仪,甚至还有“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祠焉”,但这时的重儒仅仅停留在表象上,只不过是用儒学来装点一下门面;另一方面,其有特别注重黄老道家思想,尤其是道家的清净无为的思想,并且将这种思想上升到统治术的层面上。因此,在这一时期,儒道两家的斗争异常激烈,景帝时期就发生了黄老道家的代表黄生和儒林博士辕固生的争论,最后以儒学的失败而告终。
《淮南子》一书进献的时期正值喜好黄老之术的窦太后掌权之际, 道家的治国思想占统治地位。但到了武帝掌权时期,道家思想的弊端逐渐突出,思想过于消极,使得整个社会缺少活力,无法解决长达70余年的边患问题,对外不能御外辱,对内不利于整个社会风气的发展。此时儒家的积极进取精神进入了统治者的眼帘,成为时代发展的趋势。史称武帝对刘安进献的《淮南子》“爱而密之”,个人认为爱密之恐怕就是不愿此书流传出来,密而藏之的意味。
二、淮南王刘安:“志大才疏”的诸侯王刘安,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厉王刘长之子,汉武帝刘彻的叔叔。司马迁在《史记· 淮南衡山列传》中提及“淮南王安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誉天下”。但纵观事件始末,刘安更似是一位并不出色的政治家、谋略家。他空有大志,却没有与之匹配的政治嗅觉,不善于管理自己的宾客、管理自己的家庭, 同时也不善于处理君王和藩王之间的关系,缺少政治经验,以为凭自己的一己之力就可以说服汉庭改变大政方针, 改变时代发展的潮流, 可谓天真。
刘安作为西汉王朝的诸侯王,又刚好处于七国之乱平定后的这一敏感时期,擅自结交朝中大臣在当时意味着结党营私, 甚至是叛乱, 而刘安却不避忌讳。《史记》云:“淮南王有女陵,慧,有口辩。王爱陵,常多予金钱,为中诇长安,约结上左右”。这种行为可能是刘安为了维护淮南王国的既得利益, 巩固自己的王权, 并无谋反之意。但是其所处的特殊时期和诸侯王的身份让西汉的统治者们不能不多想。
其次,《淮南子》为刘安组织门客编撰,《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云:“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馀万言”。虽说《淮南子》是刘安出于“好读书”而作出的文学作品,但实际上其中包含更多的则是淮南王刘安的治国主张。《淮南子》中大量引用了古代帝王的典故,或许其中便包含了刘安的政治野心。书中的思想多为黄老之学,虽因其编撰者而略显政治化,但瑕不掩瑜,其中包含的以道家为主的各家学说自成体系又不显杂乱,精妙无比。可惜此书主张与汉武帝的治国之法相左,是一种潜在的僭越, 对于急于建立封建中央集权的西汉统治者来说更是一种赤裸裸的挑衅,。可淮南王刘安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其《淮南子》著书期间正好是景帝大力削藩时期, 身为藩王, 缺少必要的敏锐的政治方面嗅觉, 犯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大忌。
同时,刘安此人“志大才疏”。他是一个出色的文人,但却缺少作为出色政治家的果断。吴楚七国之乱时期,刘安便有谋反之意,但他没有指挥之才,其手下一位相国欺骗他要替他带兵,结果交接兵权后相国坚定的站在中央政府一边,刘安也就“没有参与谋反”,反而捡回了一条命。作为一名诸侯王,却连身边的相国是否站在自己这一边都不清楚,谋反尚未起事就胎死腹中似乎也是必然。
三、刘安谋反:一件不是冤案的“冤案”自汉武帝建元二年刘安与田蚡私下谈论“上无太子”,到元狩元年刘安自杀,前后共18年的时间。而从雷被逃亡至长安上书告发淮南王太子一事,到伍被劝谏刘安不要谋反,再到刘安之孙刘建状告淮南王以致谋反一事败露,谋反不成反被镇压这一系列事件,中央对案子的重视和行动的迅速很是让人不可思议。由此,刘安的谋反和自尽似乎带上了阴谋的论调。
由此,近代有些历史学者提出:淮南王刘安谋反案其实是一场由统治阶级导演的“冤案”。本文认为,就案件的事实和性质而言,“淮南王刘安谋反”这一说法没有问题,以当时的政治局势和审判制度,判决他谋反完全成立。但是,就办案过程和理由而言,刘安又确实有一些冤枉的地方。
说此案不冤,一是因为此案影响极大,在诸多传记中均有提及:除《淮南衡山列传》外,《史记》中涉及刘安谋反案的,还有《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五宗世家》《吴王濞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酷吏列传》等。而在《汉书》中提及刘安谋反案的,除《淮南衡山济北王传》《伍被传》之外,还有《武帝纪》《景十三王传》《窦田灌韩传》《张汤传》《严助传》《公孙弘传》等。跨度大、牵扯到的人物较多,且事实描述相对清晰、细节丰富,整体可信度高。第二个原因则是史书上明确记载了刘安谋反的动机。《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记载刘安“时时怨望厉王死,时欲畔逆”“王心以为上无太子,天下有变”《史记·吴王濞列传》提到“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余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都显示刘安的谋反可能是出于其对于厉王之死的怨恨。此外,“王心以为上无太子,天下有变”,也是一个重要的动机。汉武帝未立太子,刘安就可以凭借“高帝孙”的身份,参与皇位的争夺。刘安本人十分看重“辈分”他认为自己作为高祖皇帝的亲孙子,可以理所当然的做皇帝。综上所述,刘安谋反有事实,有动机,不是一件冤案。
但是,以今人的眼光衡量,这起大案则有许多耐人寻味的地方:
第一,伍被的供词可能有问题,他所描述的谋反过程未必都是事实。伍被的话既有为自己开脱罪行的成分,也有张汤等人“舞文巧诋”的加工,其可信度不高。最明显的就是他说“当今诸侯无异心,百姓无怨气”。而事实是,刘安谋反的同时,还有衡山王刘赐、江都王刘建和胶东王刘寄在策划谋反,所以伍被的话是很值得怀疑的,但如此仍采纳其证言,可能是当时“平反”需要他作为人证。
第二,据《汉书·景十三王传》记载,江都王刘建“亦颇闻淮南、衡山阴谋,恐一日发,为所并,遂作兵器”“作治黄屋盖,刻皇帝玺,铸将军、都尉金银印,作汉使节二十、绶千余,具置军官品员及拜爵封侯之赏,具天下之舆地及军陈图”,这些行为在当时也是谋反,但是刘安谋而未反被迫自杀,而刘建却“及淮南事发,治党与,颇连及建,建使人多推金钱绝其狱”。刘建能够通过贿赂的方式置身事外,显示了本案办理的某种不公正。所以,从证据和同谋者的角度来说,刘安的遭遇也是有些不公平的。
四、刘安谋反判决的必然从七国之乱平定后,汉景帝对淮南三王的封地作了调整。到建元六年刘安上《谏伐闽越书》至汉武帝专门派严助向刘安喻意,再到元朔二年,汉武帝赐刘安几杖不朝,一系列的巧合来看,汉王朝对于刘安的谋反早有准备。据《汉书·武帝纪》,刘彻在一则诏书中提及刘安谋反案,说:“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流货赂,两国接壤,怵于邪说,而造篡弑,此朕之不德。”群臣共议淮南大案时,胶西王刘端奏议中也一再提到刘安“荧惑百姓”“妄作妖言”,可见汉王朝真正忌惮的是刘安在军事之外的影响,即《淮南子》一书。从刘安的角度来说,他著书以宣扬自己主张的思想这一行为可以说是相当成功,但这也是汉王朝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淮南子》为刘安带来了文学上的高峰,却在政治上招来了猜忌,最终引来杀身之祸。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对于淮南王刘安谋反的判决,可能早已成为汉王朝统治者的既定目标,需要的只是一个契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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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钰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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